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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在分析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新变化时指出，任何单一的范式都无法囊括它的现实复杂性，因而有必要采取综合的范式，即同时采取法律实证主义范式、自然法学范式和历史法学范式。有鉴于此，他们明确提出了"法律不可移植的规律"。

与之相对的是沃森所批评的法律"社会镜像论"（mirror of society）。实际上，法律从来就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完全不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些权利被认为是道德性质的权利，是人之为人应享有的权利，因而具有普适性和不可剥夺性，对于主权的绝对性构成了实质性限制。科特雷尔晚近关于法律移植范式的探索值得特别关注。例如，他关于法律职业者在法律移植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论点，就能在罗马法和英美法的移植实践中得到验证。

这些新趋势对法律移植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法的许多任意性规范开始变成了强制性规范。因此，评估机构一般具有民间性、独立性、非营利性、中立性、国际性等特点。

[⑧]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改革都与法治某种程度上存在悖论关系。对此，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回应。总之，我国现阶段不宜高估法治评估以及专项法治评估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尤其地方法治评估。[18] 孟涛：《论法治评估的三种类型---法治评估的一个比较视角》，《法学家》2015年第3期。

法治受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尤其与政治息息相关。2015年，我国发布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等。

1999年，作为民间组织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HKCSS）开展香港社会发展指数计划，自2000年起每两年发布社会发展指数。汪全胜：《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法治研究》2015年第2期。法治需要一国或地区政体下的政治支持。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应当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着眼于法治实践的体制机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相应的技术层面的革新，比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具体包括看守所可否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批捕权可否移交给法院行使、法院的民事执行权可否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等。

因此，中国法治评估也并非完全是法治理论及其法治实践的必然产物，缺乏内在生成性，更多具有外来嵌入式特点和中国特色。如果就某个立法、执法或司法领域的个案进行专项评估，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针对某些法案的立法评估或立法后评估许多旨在帮助穷人的法律实际上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四、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评估 从过程性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司法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对公共政策的内容、实施方式、施行后果三方面所进行的系统性评估。

还比如，公共政策司法在程序运行时，也往往缺少论辩，裁判文书说理缺乏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不同意见的回应。但是如果按照一般侵权行为对搭乘人进行赔偿，显然对车辆的相关责任人非常不公平，不利于弘扬助人为乐的美德，也与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效果及正义精神不符。

同时，随着基于风险的建议的复杂程度和透明程度的增加，这类建议也越来越不具有终局性。[10]就不能只是机械简单地适用法条，而未深层次的理解和适用法律，作出既没有法律效果，更没有社会效果的判决结果。

[52]当然，为确保公共政策司法的质量，对公共政策的一致性审查，既包括对公共政策内容的一致性审查，也包括公共政策司法适用结果的一致性审查，后者属于公共政策执行后果的问题。由于民事纠纷往往体现的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利益冲突关系，冲突中各方当事人都有着一定的合理的利益诉求，而完全是一方当事人维权的情形并不多见，这就需要法院在裁判纠纷时充分考虑如何合理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化解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而我们就会看到，一旦司法过程的目的在于借助偶然发生的案件来实现公共政策时，那么原本在法庭之外已经成功达成和解的争议双方可能被禁止撤回诉讼，以便使法官能够按照吻合于国家政策而非符合当事人利益的方式来作出判决。[25] 另一方面，在与当事人的公共政策话语资源竞争中，法官/法院并非被动者，而同样会采取积极的行动，以获取资源优势，进而增强司法说理的效果以及裁判的可接受性。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司法论证是一个对法律判断给出合理的理由，将某种主张正当化的活动。[75]参见许纪霖：《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8页。

[64]See James E.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Orlando.Florida：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84，p.136. [65][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7页。比如，在将社会效果进行夸大性描述时，当事人的完整意图里，实际上也隐含着对法官/法院施加压力。

（一）完善公共政策的司法转化机制 实践中，除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直接援引公共政策作为裁判依据外，公共政策进入司法最为常见的方式，就是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将公共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进而指导法官的司法行为。[91]James E.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Orlando.Florida：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84，p.102. [92]参见翟学伟：《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从普遍主义到特殊主义》，《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换言之，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一方面，公共政策进入裁判过程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做法。[56] （二）对公共政策实施方式的评估 公共政策制定出来后，其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

而且有助于显示公共政策的核心要义并由此完善公共政策的司法执行，从而确保公共政策司法朝向政策目标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通过将公共政策引入司法机制完成公共政策的二次制造并以司法政策的形式展现出来，司法也由此完成了其外部的公共性建构。但很显然，法官/法院并不是被动的听众。[60]它的目的是找到司法裁判不同阶段的命题和结论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

注重裁量结果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普遍理解的契合性，确保裁判结果符合司法公平正义的要求。[58]与此同时，司法三段论的逻辑结构，不仅是司法裁判正当化的必备程序，也是对司法裁判的确定性验证，还是妥当性裁判结论得出的保障。

[13]而这种正当性判断的标准之一，便是是否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被申请再审人称：从该租赁合同的社会效果看，不但充分利用了闲置土地，开辟了种植基地，还推动了当地三农经济的发展。

……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和政策执行的实际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社会化过程所决定的。与此同时，法院/法官在执行公共政策之时，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政策实施型的诉讼形式就会变得不合时宜或失去存在意义：职能各异的许多专业化官员在诉讼程序中的参与可能会变成一种高昂的仪式——这种参与在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场合本来是十分有用的。[68]而这其实意味着，以可接受性为后果导向的公共政策司法论证，一方面，它所注重的是法律论证的内容及其可接受性（acceptbility），即如何说服听众——当事人、陪审团、法学家、社会大众等群体。此外，类似情形还有（2015）粤高法立民提字第8号、（2016）鲁04民终236号、（2016）冀11民终678号等。[26]类似情形包括（2016）兵民再4号、（2014）汝民初字第01430号、（2014）正民二初字第00004号等。

[86] 当然，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一般不能以牺牲较大利益而保护较小利益。更为麻烦的是，制定不好的政策并不难，而最高法院以后要想废除这些政策则非常困难。

[49] 2．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评估 对公共政策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标准，既包括公共政策自身的公共性要求，也包括来自法律世界中的基本原理（也即法理）以及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基本道理（比如是否符合社会朴素的正义观）。从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方式来看，显然它是以一种多元化的面相展示出来的。

[35]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93页。而一旦司法成本投入不足，就会导致司法运行的不稳定，形成司法的风险与危机。